朱熹寫過《童蒙須知》,談到“讀書寫字”第四條時說:“凡讀書,須整頓幾案,令潔凈端正,將書冊整齊頓放,正身體,對書冊,詳緩看字,子細分明?!蔽依斫饫戏蜃拥囊馑?,這是要大家讀書專心致志。不過,他的“凡讀書,須整頓幾案,令潔凈端正”的這個理論,也常?!昂θ瞬粶\”,成為很多人不讀書的堅強理由。仿佛讀一本書先得“必備”:要安靜,沒有打擾;要有書房,要有長案;要窗明幾凈,正襟危坐……這么下去,對于一天到晚東奔西走、忙忙碌碌的現代人而言,只有雙手一攤:我不是不讀書啊,實在……讀書事大,豈可隨隨便便?似乎理由足夠充分。
如果非要分出個適宜的和不適宜的讀書條件,除了做學生時外,恐怕大多數都會列入“不宜”一類吧,怎么辦,難道就不讀書,就不能讀書了?
蘇聯作家愛倫堡的回憶錄里曾記下這樣一個故事:
曾有一位姑娘前來找我,她說:“您大概將要描寫戰爭。我在這里度過了整個封鎖時期,當時我在工作,還寫日記。請您讀讀,也許對您有用。用畢請還給我——這對我是個紀念……”夜里,我開始閱讀這個小本子。記載都很簡短:多少克的面包啦,多少攝氏度的嚴寒啦,瓦西里耶夫死啦,娜佳死啦,姐姐死啦……后來我的注意力被以下的記述吸引住了:“昨天讀了一整夜《安娜·卡列寧娜》”“通宵看《包法利夫人》……”姑娘來取自己的日記時,我問道:“您怎么竟能在夜里讀書呢?沒有燈哪?!薄爱斎?,沒有燈。我每天夜里回憶我在戰前讀過的那些書。這曾幫助我同死亡斗爭……”(《人·歲月·生活——愛倫堡回憶錄》下冊第199頁,馮江南、秦順新譯,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)
這是極端條件下因地制宜的“讀書”,人們不會與書隔絕,不論具備還是不具備讀書條件。1983年冬天,作家巴金生病住院,他想起了愛倫堡講的這個故事,他是這樣描述自己的:“我第二次住院治療,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時,就下床,坐在小沙發上,等候護士同志兩點鐘來量體溫。我坐著,一動也不動,但并沒有打瞌睡。我的腦子不肯休息。它在回憶我過去讀過的一些書,一些作品……”“我好久不寫日記了。倘使在病房中寫日記,我就會寫下‘某某日《雙城記》’這樣的句子。我這里沒有書,當然不是閱讀,我是在回憶。我的日記里可能還有‘某某日《戰爭與和平》,某某日《水滸》’等等?!保ā栋徒鹑返?6卷第513、514頁,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)
不單單是靠回憶,實際的讀書也是可能的:在病床上,在等著取藥的間歇,在公交車上,在等人的空閑,在午休的片刻,在曬太陽的時候,在旅行的火車上飛機中……有空閑就讀上兩頁,不也開卷有益?我買了很多小開本的書,就是為了坐地鐵時讀,一天上下班能讀五十頁到八十頁。閱讀無處不在,這不是為了趕任務、考試,而是讓那些碎片時間也能集聚起美好的享受。當我們懶惰,為不讀書找各種理由,強調各種條件時,我們還應當溫習一下這樣的故事,那是“文革”期間在干校的錢鍾書:
在明港,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幕:那時我們四五十人擠住在一間兵營的房子里。房子很老,很大、很高,上面懸著一只非?;璋档臒襞?。晚飯后,大家下棋的下棋,打牌的打牌,聊天的聊天……突然,大家發現,錢先生站在燈底下,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書。屋內光線很暗,而老先生已經六十多歲了,眼睛也高度近視??吹竭@樣的情景,大家非常感動,也深感慚愧。我想,錢先生的博聞強記固然來自超乎常人的天分和聰慧穎悟,但也是與他勤奮刻苦的學習分不開的。
(選自《新民晚報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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